一艘装满金银珠宝的轮船与三艘轮船成为了他们的居身之所，一路向西逃亡。
二十四日，发现刘铖等将领不在的一名士兵大胆打开了刘铖府邸大门。
在发现刘铖及其家眷不见后，他们急忙派人去通知合浦县的沐桢。
二十七日，沐桢得到消息后连忙上奏皇帝。
三十日，宁明县守将上报，称看到四艘轮船向西而去，沐桢得知后，连忙派南海舰队向西追击。
五月初三，得知南州收复、刘杨逃跑的永昌皇帝朱和垠下旨令海军都督林亮围剿刘铖、杨崇。
五月二十七日，昆仑监察使司东平知府上奏，称皇店海商在东平府南部发现叛贼踪迹。
六月初五，海军都督林亮率大西洋舰队在昆仑府南部（好望角）遭遇刘、杨，下令炮击。
当日，刘铖中炮殒命，杨崇跳海溺亡，吴坚自刎而死，自此闹了几个月的刘杨之乱彻底平息。
严格来说，这并无法称之为一场叛乱，因为刘、杨、吴三人并没有能够严格御下的能力。
除去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中高层将领外，大部分基层军官和士兵都对大明的信任胜过统帅。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追其根本可以追溯到天启年间齐王定下的军区换防制。
这个制度被很好的保持了下来，因此军中也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说。
几乎每三到五年，五军都督府的军队就会遭遇轮换。
除总兵以上的将领位置基本不会变外，其余参将、守备、总旗官、队正、伍长等中层、基层将领和士兵都会遭遇一次大洗牌。
加上随着人口增多，年轻一代身高力大，而当兵吃饷又十分受人尊敬，收入又高，因此选兵要求也十分严格。
天启年间，乾圣皇帝朱慈燃尚为监国太子时，他便进一步将军中士兵的退伍年龄严格到了三十岁以下。
到了乾圣年间，他又将选兵要求中的学历、身高、耐力都做出了提高。
学历不得低于中学，高低于五尺四寸（172.8），一刻钟不得低于六里。
仅是这两条，就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因此，到了永昌年间，能参军的人，放在诸藩那都是能上马当兵，下马为官的存在。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因此不会像古代的士兵一样，愚忠的听从将领的命令。
在这次的事件中，南州驻扎的南军士兵也用行动向国朝内部的许多野心家证明了一点，那就是短期时间内在大明搞武装斗争，策反军队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此之外，百姓的态度更让那些野心家看了到大明不可撼动的地位。
面对刘、杨、吴三人指挥兵马司士兵、刑部衙役征粮，大部分百姓根本就不予理会，甚至劝说相识的兵马司士兵和衙役偷偷躲起来。
这样的做法，让手握兵权的三人除了自己的那部分心腹外，几乎调不动任何一支成建制的百人队伍。
哪怕是那些玩笔杆子的地方官员，面对他们的尖刀利刃也毫不害怕，大明文官的武风早就在天启年间就养成了。
这些种种，都是刘、杨、吴三人叛乱闹成笑话的因素。
不过，大明也不是绝对的没有问题。
例如此次的锦衣卫卫指挥使吴坚扯旗造反，南州锦衣卫内部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前通风报信，而是要靠参与了隐田案的南州布政使郭兆卿来报信。
如果郭兆卿不报信，那等田文镜脱险前往南海府，随后再上奏的话，恐怕刘杨之乱就真的“乱”起来了。
因此，当刘杨之乱诸多将领在海战中伏法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永昌皇帝朱和垠当即便下令旨将三朝元老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陆元高解任，同时加封其为河阳侯来安抚其心。
九月初五，滕王朱怡铟执掌锦衣卫，皇帝着其清查锦衣卫，同时命东厂太监萧滕自查东厂。
初十，皇帝着左都御史田文镜遥领南京吏部尚书，继续巡查天下，并调上直的保定营前往保护他。
十月初一，活下来的刘杨案犯被押至北京，皇帝亲笔写下将这四百二十七人车裂的刑罚。
这样的消息让许多与这些人牵连的“出三服”亲戚舒缓了一口气，毕竟当年太宗成皇帝还在的时候，那可是动辄“诛九族”啊。
与之相比，眼下的永昌皇帝简直是太仁善了……
十月初三午时，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刘杨之乱算是彻底结束了。
没了旁人干扰，加之刘杨之乱不成功，因此许多参与了旧港、南州隐田案的官员纷纷自首。
由于主动自首，因此他们倒是没有落得一个斩首的下场，而是被判三族流放岭北苦兀府（库页岛）。
一场隐田案下来，田文镜斩首了二百七十四个嘴硬的贪官，惩治了五千四百余名从犯官员。
这群官员牵连三族之后，合计有近二十七万人被流放。
案件结束后，田文镜在旧港呆了半年的时间，随后才丈量清楚所有“隐田”数量，清点完所有人的家产。
据永昌八年六月初三的奏疏所写，田文镜一共在旧港、南州查出被隐田亩三千六百四十二万亩，查抄钱粮、珠宝、字画、古董七百七十六箱，折合银两三千六百二十七万五千四百两……
旧港、南州的查抄所获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仅仅田亩，两省官员便贪墨了大明百分之二还有余的田亩数，现银更是足够大明朝富裕的渡过大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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