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一技之长者，只要是在宋慈麾下，那皆都会被他所提拔引荐，并且宋慈年老有病在身，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就是终于在于淳九年（公元1249年）三月七日，卒于广州，终年六十四岁。
然后又在第二年七月十五日，安葬在福建建阳崇乐里，被南宋理宗赵昀评价他是“分忧中外之臣”，特赠“朝议大夫”。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宋慈曾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的动机与目的：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典，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又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宋慈辑撰此书，是为了“洗冤泽物”、“起死回生”。因此，宋慈对于狱案，反复强调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诫
至于审案人员“不可辟臭恶”，“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深入现场调查，“须是多方体访，切不可凭信一二人口说”。检验时“务要从实”，同时尚需了解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要充分掌握真凭实据。
这种想法，在当“经制日坏”的南宋末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再有《洗冤集录》对于法医学有多方面的贡献，现扼要介绍部分内容于下，宋慈对于验尸的方法，曾总结了一整套比较合理的措施。《洗冤集录》对于毒理学也有许多贡献，书中记载了各种毒物中毒症状，指出服毒者“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谷道肿突或大肠穿出”；死后“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间有血出。”书中附有许多切合实用的解毒方与急救法。
同时这本由宋慈亲手写下的《洗冤集录》还记载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即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实，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并不都是相同的。但此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思想。
虽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洗冤集录》中也有一些迷信与错误的内容，我们如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杰作。
所以从这本书自13世纪问世以来，其不仅成为后世历朝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前后一共沿用了六百多年。
同时后世诸多法医学着作也基本上是以此书为蓝本加以订正、注释和增补，属于这类性质的书籍不下数十种之多。
比如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时，就曾有清朝国家律例馆组织人力修订《洗冤集录》，考证古书达数十种，定本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钦颁”全国。
再等到更后来，随着《洗冤集录》，流传到海外。
先是1779年，法国人将此书节译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然后又有1863年，荷兰人第吉烈氏将此书译成荷兰文于巴达维亚出版，以及1908年，法国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人又转译成德文。此外，《洗冤集录》还被译成朝、日、英、俄等国文字，可见此书在世界法医史上也赢得了一定的影响与地位。
说到底。
在这本书里，宋慈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实际经验，全都有彻底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
所以此书一经问世就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必备之书，被“奉为金科玉律”，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封建朝廷颁布有关法律，并且后世这本书先后被译成朝、日、法、英、荷、德、俄等多种文字，直到目前，许多国家仍在研究它。
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值得发扬光大。
在宋慈为其再送职位是想要摸清楚南宋官府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
所以大辟之狱，自检验始，这种处罚方式始终都有在“慎刑”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
所以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
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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